上甘岭战役(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)相关命令、通话与嘉奖电辑录,据《秦基伟日记》、第十五军战史及人民网、中国军网、国防部网站转引
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,美方发动「摊牌行动」,计划六天拿下上甘岭两个山头,伤亡不超过二百人。四十三天后,联合国军停止进攻。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,前方电报说敌方未打一枪未开一炮。秦基伟说:他们不打了,我们也不打了。
全库这些文书,讲的都是怎么打赢。这一份讲的是另一件事:双方在三点七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上,各投入十万余人,打了四十三天,最后谁也没有推进一米。这不是赢,是没输——而「没输」在谈判桌上就是赢。
也是全库唯一一份:守的东西在地面以下。睢阳守城、顺昌守城、钓鱼城守城、北京守城、合肥守城、台儿庄守城——守的都是城。上甘岭守的是山肚子里的洞。秦基伟的原话是:像孙悟空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。
六天,二百人
摊牌行动上甘岭之战是范弗里特摊牌计划的招式。如果能够占领五圣山,那么中方不得不后撤一千二百五十码(合一千一百四十三米),美军可在谈判中取得优势。因此,他计划用炮火猛攻速战速决,预计六天内占领山头,而损失最多不超过二百人。
六天。二百人。这不是吹牛——按当时的火力对比,这个估算不算离谱。三点七平方公里,两个山头,美军一个师级进攻的常规消耗量。
战斗第一天,就向两个仅有三点七平方公里的小山头,发射炮弹三十余万发,投掷炸弹五百余枚,平均每平方公里倾泻炮弹和炸药达四十五吨。
第一天。三十余万发。这个密度在当时的战史上是空前的,后来也没有超过的。
秦基伟指挥的志愿军第十五军生死搏杀整整四十三天,打退敌军进攻九百多次。战斗中,十五军和参与上甘岭战役后半段的十二军,合计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九人,毙、伤、俘敌二万五千四百九十八人(「联合国军」自认伤亡九千人)。
四十三天,九百多次进攻。计划六天,实际四十三天;计划伤亡二百,实际九千(敌方口径)。两个数字,都差了一百倍左右。
一百倍的落差,是怎么产生的。
不是美方低估了自己的火力,是他们低估了对方还在。按常规,四十五吨每平方公里的火力密度下,地面工事全毁,守军应该已经不存在了。但志愿军不在工事里——在山肚子里。所以每一轮炮击之后,人都还在。计划没错,前提错了。
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
坑道「一意孤行」建设坑道。上甘岭战役能够坚持到最后胜利,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基伟力排众议修筑坑道工事,改变了原先壕沟挖在山梁上的做法,挖山洞把兵藏在大山腹部。
「力排众议」四个字,说明当时不是共识。把兵放进洞里,等于放弃地面阵地——这在常规防御思想里是消极的。
并摸索出了「打斜眼、少装药、紧填塞、放群炮、快排烟」等先进施工方法。
十五个字,五个动作。全是工程问题,不是战术问题。这一战的技术含量,在土方和爆破上。
秦基伟曾在日记中写道:坑道战就是当敌人爬到我们的身体上时,我们却像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,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。
这个比喻极准。敌人占了地面,我们在他们脚下;他们要找我们,得往下挖;我们要打他们,抬头就是。
全库所有守城战,守的都是城。这一场守的是洞。
睢阳守城、顺昌守城、钓鱼城守城、北京守城、合肥守城、台儿庄守城——城在地面上,敌人可以围、可以攻、可以炸开缺口。洞在地下,炮击摧毁不了它,只能一个一个洞口去封。而封洞口的人,暴露在洞外。
丢了五圣山,你可不好回来见我
10月18日第45师作战科长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,痛哭失声:一三三团一、三、九连只剩十六人;一三四团一营共剩三十人,二营四连剩十九人,五连无兵,七连无兵,八连十一人……
这不是伤亡统计,是残部清点。五连无兵,七连无兵——两个连的番号还在,人没了。
军长秦基伟叫崔建功接电话,火爆脾气此时却异常冷静:「十五军的人流血不流泪。谁也不许哭!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,可上甘岭只有一个。丢了五圣山,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!」
「谁也不许哭」是一句命令。作战科长在电话里哭,军长的第一反应不是安慰,是不许。理由在下一句:这样的部队多的是,上甘岭只有一个。
「现在整个朝鲜战场就是上甘岭在打,这是十五军的光荣!十五军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,咬着牙再挺一挺,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……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往往也是敌人更困难的时候,这就要与敌人较量胆魄意志。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!我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比这个狠劲凶劲!为了全局的胜利,要娃娃婆娘一起上,我也要抬着棺材上,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。」
「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往往也是敌人更困难的时候」——这是整段话的判断核心。它把「我们撑不住了」重新解释成「对方也撑不住了」,同一件事,两种读法。
「谁也不许哭」这句话的性质。
这不是狠话,是止血。部队伤亡到这个程度,情绪会传染——一个人哭,一个连就散了。军长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情绪的出口堵住,然后给一个理由:这样的部队多的是,上甘岭只有一个。
打剩一个连,我去当连长
崔建功的回答崔建功哑着嗓子说:「一号,请你放心,打剩一个连,我去当连长,打剩一个班,我去当班长。只要我崔建功在,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!」
「一号」是对军长的称呼。回答的句式是递降的:连、班、我。级别一级一级往下掉,人一级一级往上顶。
当晚,第45师拿出了最后的六个连,除留一个连做战斗机动外,其他五个连向上甘岭地区秘密集结,能突破封锁的进入坑道,不能进入坑道的就在距离战线最近的地方隐蔽。
六个连,留一个,上五个。这是师的最后一点兵力。
崔建功下了死命令,所有干部下派一级,团长到营、营长到连,抵近前沿阵地直接参战。
「干部下派一级」——这不是口号,是编制上的动作。团长去当营长,营长去当连长。指挥层级整体下沉一级,因为上面已经没有可以指挥的完整单位了。
这两句话加起来,才是完整的回答。
军长说「丢了五圣山,你可不好回来见我」;师长说「打剩一个班,我去当班长」。一个把责任压下来,一个把责任接住并且往下压到自己身上。整条指挥链在最困难的时候,是靠这种递补撑住的。
另一只眼睛盯着西方山
按兵不动按照常规战略判断,美韩军向西方山进攻、夺取平康平原的可能性极大。因此,志愿军在此部署了精锐力量。然而,对手却先选易守难攻的五圣山作为主攻方向,发动疯狂轰击。
战前判断是西方山。打的是五圣山。这是全篇第一个错位。
令美军没有想到的是,秦基伟指挥西方山的四十四师按兵不动、侧面牵制,四十五师在上甘岭顽强抵抗、牢守阵地,最终彻底打破了美军声东击西的企图。
上甘岭打得最惨的时候,西方山一动没动。
秦基伟晚年接受采访时说道,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「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,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视西方山」「只是我们在西方山死死按兵不动,范弗里特才悻悻作罢。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的四十四师,范弗里特很有可能回马一枪」。
「回马一枪」——如果四十四师动了,西方山就空了,那才是真正的失守。
最难的不是调兵,是不调。
上甘岭伤亡到那个程度,军长手里还有一个完整的师,就在旁边,一动就能救。他不动。这个决定比「打光也在所不惜」更难下——因为前者是舍命,后者是看着部下死而不救。而判断依据只有一个:对方是不是在等这一步。
给我一点炮吧
喀秋莎电话接通,未等秦基伟开口,洪学智就着急地问:「老秦,你那边怎么样?」「范佛里特想上五圣山,把两个高地都快炸平了。」秦基伟回答。「说吧,要什么?你们十五军要什么我给什么!」「给我一点炮吧!」「什么炮?」「喀秋莎!」秦基伟脱口而出。
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洪学智。「要什么我给什么」——这句话在后勤极度紧张的一九五二年,不是客套。
靳钟回忆,「喀秋莎」火箭炮运来后,秦基伟高兴得跳起来,把「喀秋莎」当作「宝贝蛋」。他常说:「同志们,我们的『喀秋莎』炮弹价值有多高?一颗炮弹的价值就是六两黄金呀,相当于一个富农的全年收入呀!」
六两黄金一发。这个数字他是当着战士说的——不是哭穷,是让人知道打出去的每一发有多重。
十月三十日,四十五师副师长唐万成在炮兵指挥所指挥,连续打了两个「喀秋莎」的齐放。「喀秋莎」第一个齐放在一分钟之内全部发射完毕,接下来是第二个齐放。两个齐放之后,「喀秋莎」二〇九炮团迅速撤出阵地。从进入阵地到发射完转移,前后只用了十三分钟。
十三分钟:进入、齐放两次、撤出。因为慢一分钟,对方的反炮兵火力就到了。
他算的是另一笔账。
十五军只有二十四门「喀秋莎」,与美军的弹药量相比微不足道。但秦基伟的命令是「秘密参战,停车便打,打完就撤」——先后发射十次,毫发未损。整个战役对敌炮战十六次,共计八百九十六次炮火行动,歼敌一万二千八百余人,占整个战役歼敌总数一半以上。
他们不打了,我们也不打了
11月25日十一月五日,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彭德怀、邓华、朴一禹致电嘉奖十五军:「你军与敌血战了二十余日,敌军集中了空前优势的炮兵、飞机、坦克及大量步兵集团冲锋,不仅不能夺取我军阵地,而且丧失了一万五千人的有生力量及大量炮弹,你们则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,愈打愈强,战术愈打愈灵活,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,战斗伤亡亦逐渐减少,特别是二日毙伤敌一千九百余人,这样打下去,『必能制敌于死命』。」
嘉奖电里最实的一句是「战斗伤亡亦逐渐减少」。不是「愈战愈勇」——是伤亡在减少。这说明战术在改进,不是靠人命填。
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,毛泽东进一步指出:「今年秋季作战,我取得如此胜利,除由于官兵勇敢、工事坚固、指挥得当、供应不缺外,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。」
五个原因,前四个是传统的,第五个是新的: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。这是全库唯一一次,最高统帅把「炮火」列为制胜要素。
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零时一分以后,敌方未打一枪,未开一炮,未见敌机活动和敌人身影。秦基伟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结局,平静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「他们不打了,我们也不打了。」
没有受降,没有签字,没有最后一场总攻。某一天凌晨,对方不再开炮了,事情就结束了。
全库唯一一场:不是打赢的,是对方不打了。
前面那些,胜负都有一个明确的时刻——城破、军溃、主将被俘、援兵到达。这一场没有。三点七平方公里,双方各投入十万余人,打了四十三天,谁也没有推进一米。这不是赢,是没输。而在一九五二年的谈判桌上,「没输」就是赢。
六天,二百人
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,美方发动「摊牌行动」。计划书写得很清楚:占领五圣山,中方后撤一千一百四十三米,美方在谈判中取得优势。预计六天拿下两个山头,伤亡最多不超过二百人。
第一天,向三点七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,发射炮弹三十余万发,投掷炸弹五百余枚,平均每平方公里四十五吨。
按常规,这个密度下地面工事全毁,守军应该已经不存在了。但志愿军不在工事里——在山肚子里。秦基伟力排众议修坑道,把兵藏在大山腹部。他的原话是: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,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。
所以每一轮炮击之后,人都还在。计划没错,前提错了。
四十三天,打退进攻九百多次。十五军和十二军合计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九人;毙伤俘敌二万五千四百九十八人,敌方自认伤亡九千。六天变四十三天,二百人变九千——两个数字,都差了一百倍。
最惨的时候,作战科长在电话里哭。秦基伟的第一反应是不许哭:「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,可上甘岭只有一个。丢了五圣山,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。」师长崔建功的回答是:「打剩一个连,我去当连长,打剩一个班,我去当班长。」
而整场战役里最难的一个决定,是秦基伟始终不动旁边那个完整的师。他晚年说:范弗里特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,另一只眼睛瞪着西方山。「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的四十四师,范弗里特很有可能回马一枪。」
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,前方电报说:零时一分以后,敌方未打一枪,未开一炮,未见敌机活动和敌人身影。
秦基伟说:他们不打了,我们也不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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